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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位民营电影人的2011理想版图 封面插画/张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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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年

　　民营公司完成资本原始积累

　　1993年，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现为国家广电总局)下发了《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及其《实施细则》，即业内通常所称的“3号文件”，标志着中国电影行业机制发生重大变革。

　　该文件的出现改变了在我国沿袭了四十余年的由中影公司定额收购所有国产故事片，再统一按照“中影公司—>省级发行公司—>地市级发行公司—>县级发行公司”四级垂直发行的电影发行渠道形态，改由电影制片厂自办发行，并可按照自己的意愿把影片直接销售给各省级发行公司，通过省级发行公司向下发行。而中影公司的身份也由发行商变化为供片商(但是外国影片的进口和发行仍由中影公司独家经营)，并代行全国放映网的行政管理职能。

　　此次电影行业的机制改革是以发行为突破口，给制片厂以经营自主权，放开发行渠道，减少中间环节，调整制片与发行的利益分配。影片改由制片厂自办发行，盈亏与制片厂直接挂钩，按质论价，优胜劣汰，为的是使电影创作与投产决策面向市场，在市场竞争中求生存与发展。“3号文件”出台后，针对国内电影市场形势的变化和行业内存在的问题，国家广电部又一次次做出了进一步的调整与改革，终究迈出了走向市场的第一步。

　　“3号文件”的出现，让中国电影由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化，促使各大制片厂拓宽融资渠道，面向市场要钱。投资项目一方面延续上世纪90年代初的合拍片热潮，制片厂与民营公司的联合投资也由此兴起。

　　当时合拍片仍以与香港合作为主，且类型题材都比较丰富，包括《黄飞鸿》系列、《方世玉》系列、《阳光灿烂的日子》《宋家皇朝》《霸王别姬》《东邪西毒》等。这一模式不仅开拓了融资渠道，更为进入新世纪之后香港导演的集体北上打下合作基础。

　　与此同时，除了北京电影制片厂等国有企业，当时为数不多的民营影视公司则开始以“投资者”的身份悄然出现，令“社会集资”成为影视制作的另一财源。仅1993年经电影局审查通过的151部国产故事片中，以“社会集资”拍摄的影片就有81部，“社会集资”将成为影视业的基本生存方式已初露端倪。

　　不过，当时民营公司必须与电影制片厂合作，必须在片头使用制片厂的“厂标”，而且民营公司在资金运转上也并不宽裕，因此联合投资成为普遍现象。冯小刚自1997年《甲方乙方》开启的贺岁片系列，《鬼子来了》《有话好好说》《我的父亲母亲》《荆轲刺秦王》等国产大片均采取这一方式。这些影片在市场上的成功也让新画面影业、华谊兄弟、北大华亿等民营影市公司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2002年

　　《英雄》开启国产大片时代

　　到上世纪末，尽管民营电影公司越来越多，但是从市场反应上看，1982年《少林寺》式的票房奇迹却没能重现。1999年中国电影的出品量和总票房均跌破改革以来的最低纪录，这种颓势延续到2000年，当年的全国票房只有8亿元。

　　2001年，李安的《卧虎藏龙》虽然在内地只取得了1400多万的票房，但荣获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等四项大奖，令华语电影界士气大振。

　　2002年，张艺谋推出了古装商业大片《英雄》，不仅云集了李连杰、梁朝伟、张曼玉、章子怡、甄子丹等绝顶豪华主演阵容，还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的一系列纪录：投资3000万美元，营销宣传费用达到1000万元，价值240万美元的贴片广告，2.5亿元国内票房以及14亿元的全球票房。这些成绩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人打破，更为重要的是，《英雄》在国内市场首次打败进口大片并成功地在北美市场大规模上映，标志着国产大片时代的来临。

　　2004年张艺谋又推出了另一部武侠大片《十面埋伏》，同年，王家卫的《2046》、周星驰的《功夫》、冯小刚的《天下无贼》纷纷上映，令中国电影市场“死灰复燃”。此后，2005年的《无极》《七剑》《头文字D》，2006年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夜宴》《霍元甲》，2007年的《投名状》《集结号》《色戒》，均沿用了国产大片“大投资+大阵容”的模式，让电影产量和年度票房年年攀升。

　　2008年起，国产大片可谓呈现井喷之势，仅《长江七号》《画皮》《功夫之王》《大灌篮》《赤壁(上)》《非诚勿扰》《梅兰芳》几部影片的票房总和便达到近20亿元，占到全年票房43.41亿的近一半。2009年和2010年的国产大片不仅全年票房迅速增长为62.06亿元和101.72亿元，还连续两年缔造了国产大片的票房新纪录，分别为《建国大业》的4.2亿和《唐山大地震》的6.73亿。

　　在“中国式大片”兴起的十年里，中国内地的三大导演张艺谋、陈凯歌和冯小刚都完成了各自的高投资创作，尽管口碑往往毁誉参半，但不可否认他们以个人品牌的市场号召力，为中国电影的市场化进程起到了推动作用。

　　2003年

　　产业化改革全面“加速”

　　2003年是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的关键一年。广电总局于当年颁布了四份局长令，涉及电影剧本立项、审查、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电影业准入和外商投资电影院等内容。

　　在立项审查方面，以往所有影片都需审查剧本的管理方式改为了提交剧情梗概便可立项。同时，电影局将部分下放审片权，规定文化体制改革试点省市(京、沪、吉、粤、陕、浙、鲁、湘、川)经过申请，可以实行属地审查；在中外合拍片方面，故事将不再受地域的限制，主创人员除主要演员(国内占三分之一)外不受比例限制，特别是规定了民营影视公司，经批准可独立开展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的业务；在外商投资电影院方面，在继续强调中外合资电影院，中方注册资本比例不得低于51%的同时，进一步放宽了外方投资比例的限制；关于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经营资格准入方面，则规定境内国有、非国有单位(不含外资)在连续拍摄了两部电影后，就可以独立成立电影制片公司，享有与现有国有制片单位同等的权利和义务。

　　电影局局长童刚早年曾就产业改革问题接受本报专访，他表示“总体来说这些文件的目的是：降低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等资格准入门槛，吸纳有实力的社会资金进入电影产业；拓宽电影融资渠道，调整并完善融资制度；减少政府审批程序；鼓励电影创新，让电影产品更好地面向群众、面向市场。”

　　在这一系列政策出台前后，民营电影公司不断发展壮大并逐步走向成熟。在经过近十年市场磨练后，众多民营公司终于获得了政策层面的认同。

　　2002年国家广电总局颁布新《电影管理条例》，规定民营公司也可申请《摄制电影许可证》独立拍片。2002年3月20日，徐静蕾自编自导自演的《我和爸爸》领到第一张许可证。同年，五家民营公司办理了58部影片的拍摄许可证。新画面、华谊兄弟太合影视、北大华亿、世纪英雄、东方神龙等民营公司成为当时最活跃的电影制作力量。

　　而在发行方面，电影局也做出新的规定：对国内资本开放，只要够50万元以上的注册资金，有过代理发行三部国产影片(或者一部电影局推荐的国产片)的经验，就可以向电影局申请影片发行许可证。同年6月，保利博纳、新画面等七家民营企业首批获得直接发行资格，摘掉了“代理”的帽子。至此，非国有资本与国有资本共同并立于电影发行市场之中，中国电影市场的发行主体出现了第一次变革。

　　也就在这一时期，一个散发着计划经济气味的名词———“厂标”也开始渐渐消失。在之前的近五十年里，拥有厂标就意味着拥有出品摄制电影的权利，而这种权利在1993年以前只属于16家国营电影制片厂。“国字头”制片厂在统购统销、缺乏市场竞争的环境下逐渐丧失拍片能力，随着1994年首部进口分账大片《亡命天涯》的引进，绝大多数制片厂无力抗衡，连年亏损。于是厂标成了某种特殊商品，只要花钱就能买到来拍电影，据悉当年贴一次厂标的叫价在5万到50万元间，新画面、华谊兄弟等民营公司都曾买过厂标。

　　目前，厂标的价值已名存实亡。去年唯有上影集团保留着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厂标，贺岁档看到《赵氏孤儿》片头打出的老厂标，不知观众会作何感想。

　　2004年

　　香港电影人集体北上

　　2003年6月底，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即CEPA协议)，这一协议也对电影市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广电总局相应推出《关于加强内地与香港电影业合作、管理的实施细则》，主要内容包括：港产片通过审查后将不受进口配额限制在内地发行；香港拍摄的华语片是指根据香港条例设立或建立的制片单位所拍摄的，拥有75%以上的影片著作权的华语影片，主要工作人员中香港居民应占整体员工数目的50%以上；香港与内地合拍片视为国产影片在内地发行，港方主创人员所占比例不受限制，内地主要演员的比例不得少于影片主要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对故事发生地无限制，但故事情节或主要人物应与内地有关；合拍片、港产片粤语版可在广东地区发行、上映；港资可在内地以合资、合作形式改建电影院，但投资比例不超过75%等内容。该协议于2004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之后针对该协议还签署了一系列补充协议，给香港电影打开了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广阔市场，为香港电影业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活力。

　　博纳影业集团的前身保利博纳电影发行公司便是CEPA协议的受益者之一。2002年上映的《天脉传奇》是港产合拍片首次交给民营公司来发行，博纳总裁于冬也首次提出了保底发行的模式。尝到甜头后，随着CEPA协议的签订，于冬只身来到香港，用他的话说“挨个敲香港电影公司的门”，跟他们谈合作事宜。后来，《无间道》《新警察故事》《门徒》《伤城》《投名状》等大批香港电影得以在内地发行上映，而博纳影业集团也成为拥有港产合拍片的出品和发行权数量最多的内地民营电影公司。如今，香港电影人集体北上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虽说主要是因为本土市场的日渐枯萎，但他们的确给内地电影人带来了丰富的商业类型片运作经验，给电影市场注入了积极的市场化尝试的新鲜血液。在目前引领中国电影市场的国产大片以及中等投资成本的中坚力量，几乎都少不了香港电影人的身影。

　　2010年

　　五大民营公司大势形成

　　在中国电影走向市场化的过程中，民营电影公司愈发凸显出至关重要的作用，据统计，目前全国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参与创作和投资的制片机构超过600余家。今天，本报推出的“后百亿时代”特刊，专访到华谊兄弟、博纳影业、星美传媒、光线传媒以及小马奔腾五家民营公司老总，他们正是众多民营电影公司中的代表。目前，除了国字号的产业“龙头”中国电影集团外，具有市场价值的源头项目多集中于几大民营电影公司，同时他们还掌握着导演、艺人经纪、发行音效、院线消费终端以及文化品牌衍生等优势资源。

　　特刊中选取的这五家民营公司，分别是以整个电影产业链上的不同环节作为核心业务，同时正在拓展全线发展。其中，华谊兄弟已于2009年10月成功登陆内地A股创业板，成为中国娱乐第一股，而博纳影业则于2010年12月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此外，随着来自金融机构、电信、地产等渠道的资金涌入电影界，这些公司也在资本运作、植入广告、版权抵押贷款、基金、风险投资等方面做出了新的尝试。

　　2010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百亿，其中国产片票房57.34亿，而这五家民营电影公司去年的票房总和便超过30亿。民营电影公司在完成自身发展的同时，其实也引领了整个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方向，形成了现在中国电影业的格局。虽然这五大民营公司目前在国内均处于领军位置，但是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各位掌门人却持有不同的观点。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对公司发展确定的目标、作出的创新和尝试，势必将影响到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方向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