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用这种理强的办法,在政治确实收到了由乱到治的效果,蜀中号称「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诸葛亮传〉臣寿等言〕
再谈理弱。在诸葛亮看来,不先理强,就不能使「强不侵弱」,「理强则弱伸」,只有先理强,才能收到理弱的效果。诸葛亮是怎样理弱的呢?他抓住了「为政以安民为本」。《蜀志·蒋琬传》说诸葛亮称赞蒋琬,「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这正是诸葛亮自己的政策。他「务农殖谷,闭关息民」〔《蜀志·後主传》建兴二年〕;「以境劝农,育养民物,并治甲兵」〔《蜀志·杜微传》诸葛亮与社微书〕。这裏所谓「民」,指的是那些负担赋役的「弱民」,即有户籍的自由农户。诸葛亮还说过:「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如此,富国安家,不亦宜乎?」〔〈便宜十六策·治人〉〕这是诸葛亮「理弱」的方针。
诸葛亮使张裔「为司金中郎将,典作农战之具」〔〈张裔传〉〕,发征丁一千二百人主护都江堰,是与理弱相配合的措施。诸葛亮的「先理强,後理弱」的方针政策,改善了蜀国的政治。蜀中经济的发展因此较快。〈诸葛亮传〉注引〈袁子〉,说诸葛亮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畜积饶。」;蜀末号称「男女布野,农谷栖亩」〔〈蒋琬传〉。〈後主传〉也有「百姓布野,馀粮栖亩」之言〕。这改变了「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诸葛亮集·文集〉卷二〈教〉〕的面貌。诸葛亮自己说得好:「老子长於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於理法,不可以从教化;....此任长之术也。」〔同书卷二〈论诸子〉〕所谓「任长」,表明他吸收了各家所长,形成了他自己的一套治国之道。而他这套治国之道,集中地表现在他的治实精神与用人标准上。唯其如此,所以陈寿等人说诸葛亮死後,「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诸葛亮传〉〕。
南抚夷越
东汉以来,民族关系一直很紧张,与南中夷族〔在《後汉书·西南夷传》中,「夷汉」常连称,表明夷人已有和汉人杂居者。哀牢〔之昌〕「土地沃美,宜五谷蚕桑,知染彩文绣」,出产濮竹、铜、铁等物,生产很发达。汉末夷人中已有大姓,且有居官「富及累世」的夜郎〔牂柯〉尹珍官至荆州刺史。〕的关系也不例外。马谡对诸葛亮说过:「南中恃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耳。」〔〈蜀志·马谡传〉注引〈襄阳记〉〕刘备死於白帝城,夷人益州〈滇〉大姓雍闓便乘机起兵,牂柯〔夜郎〕太守朱褒以郡叛应雍闓,越隽〈邛都〉夷人高定亦反,民族问题不容诸葛亮不去解决。
目前,对诸葛亮民族政策的看法,仍旧存在分歧。人们忽略了诸葛亮治蜀的基本方针,是「治实不治名」,分歧之来,实由於此《诸葛亮集·文集》卷四有〈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篇,表明诸葛亮注意到民族问题的研究。他的民族政策,同样建立在治实的基础之上。在南征之前,他发布了〈南征教〉:「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诸葛亮集·文集》卷二〕此教一反东汉对少数民族的力服〔屠杀〕政策为心服政策,集中地体现了诸葛亮在民族问题上的治实精神。力服不能解决而只能激化民族矛盾,这已为东汉的民族史所证明。
《蜀志·马谡传》说到这条方针是建兴三年出兵前夕,马谡提出来的。而《玉海》谓建兴元年,诸葛亮因将南征,制〈南征教〉,张澍以为〈玉海〉「当有据」〔同上〈南征教〉案语〉。事实上对南越主「抚」,是隆中对策的既定方针。这条方针既在进兵南中时又在南中既定後贯彻执行。诸葛亮顺利地进至滇池,不在兵战,而在「七虏七赦」〔《华阳国志·南中志》〕为「夷汉所服」的孟获。此事古人已有疑之者〔见卢弼《三国志集解》〕,今人亦或疑之。若联系诸葛亮的治实精神和攻心之策,我想便可释然了。南中既定,诸葛亮采取了「皆即其渠帅而用之」的政策。当时有人以为宜留「外人」,诸葛亮指出:「若留外人,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伤破,父兄死丧·留外人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废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这「三不易」最重要的是第三条,再次体现了诸葛亮的攻心为上的思想。由於用其渠帅,不留外人,从而在南中取得了「夷汉粗安」的效果。〔引见〈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攻心」政策是延续的。我们知道诸葛亮曾为昆明画「国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昆明祖之〉、龙生夷及牛马羊,後画部主吏乘马幡盖巡行安恤,又画牵牛负酒赉金宝诣之象以赐夷」,同时「又与瑞锦铁券」。〔《华阳国志·南中志》总论及永昌郡条〕从所画的内容和给与瑞锦、铁券来看,虽有要求夷人服从蜀汉君长、城府统治的目的,但更重要的目的是要求夷人与汉族友好,汉不侵夷,夷不犯汉。「夷人甚重之」,每刺史、校尉到临,「赉以呈诣,动亦如之。」表明此後夷汉两族友好关系,有了新发展。凡此皆可表明诸葛亮在民族问题上的治实精神。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诸葛亮南抚夷越,是继汉武帝通西南夷以後,夷汉两族关系发展的一个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