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从文化史或社会史的视角看待这些材料，不仅可以获得新的认识，而且有助于分析琅邪诸葛氏家族的阶级出身及其门第。关于琅邪诸葛氏家族的门第，人们一般多以高门世族视之，《三国志》卷五二《吴书·诸葛瑾传》注引《吴书》：“初，瑾为大将军，而弟亮为蜀丞相，二子恪、融皆典戎马，督领将帅，族弟诞又显名于魏，一门三方为冠盖，天下荣之。”《太平御览》卷四七○引《晋中兴书》曰：“诸葛氏之先，出自葛国，……三国之兴，蜀有丞相亮，吴有大将军瑾，魏有司空诞，名并盖海内，为天下盛族。”这是魏晋以降的看法。琅邪诸葛氏最早可追溯到西汉诸葛丰，《三国志》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载亮“汉司隶校尉诸葛丰后也。父珪，字君贡，汉末为太山郡丞。亮早孤，以父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玄将亮及亮弟均之官。” 查《汉书》卷七七《诸葛丰传》，丰字少季，琅邪人，“以明经为郡文学，名特立刚直”，为贡禹所荐，任侍御史，元帝擢为司隶校尉，“刺史无所避”，是一位忠直施法的人物，终因此导致“在位者多言其短”，被免为庶人。汉代政治文化是“王霸杂用”，儒学之士也重视吏能，诸葛丰以“明经为郡文学”，说明他具有儒学修养，但在政治实践中，他则表现出重法术的特征。因此，陈寅恪先生将诸葛氏家族文化的传统归之法家：“诸葛亮为诸葛丰的后代，是世家相传的法家”，而非儒学世家[5]。方诗铭先生《三国人物散论》“诸葛亮家世”条指出，根据琅邪诸葛氏的谱系，自西汉诸葛丰之后，直到诸葛亮、诸葛瑾兄弟，其间已经过两百余年，“应该说，他们的关系极为疏远，而且是否可信也正是一个疑问。至于其父诸葛珪所任不过是太山郡丞，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仅是一名六百石的小官，从父诸葛玄得为豫章太守，更是在战乱年代为袁术或刘表这类割据者所任命，他们都不是当时的显赫人物。”因此，他以为琅邪诸葛氏并非世代仕宦的“世族”、“大族”一类，而应该属于“单家”，诸葛瑾、诸葛亮兄弟“并有盛名”，主要是由于他们有才能，并正逢汉末三国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机缘。根据陈、方二先生所论，琅邪诸葛氏家族出身于非儒家之寒门，从而纠正了《晋中兴书》所谓诸葛丰“子孙代居二千石”的记载，是很有见地[6]。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世族与寒门的分别主要不在于事功勋业和财富，而决定于文化传统。陈寅恪先生曾指出汉末士大夫社会，“其为学也，则从师受经，或游学京师，受业于太学之博士。其为人也，则以孝友礼法见称于宗族乡里。然后州郡牧守京师公卿加以征辟，终致通显。故其学为儒家之学，其行自必合儒家之道德标准，即仁孝廉让等是。”[7]这在理论上明确了世族与寒门的文化标准。但就具体家族而言，情况则比较复杂，在世族与寒门（侧重于文化分别）、大族与单家（侧重于社会势力的强弱）比较典型的状况之外，大多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在两极之间还有一些处于过渡状态的家族。就诸葛氏而言，恐怕正是处于世族与寒门之间的家族，因而具有某些双重特点：诸葛氏早有习儒的传统，虽发展的不够充分，但始终延续下来。据《三国志·诸葛瑾传》，瑾“少游京师，治《毛诗》、《尚书》、《左氏春秋》。遭母忧，居丧至孝，事继母，恭谨，甚得人子之道。”这表现出受儒学文化影响的气质，但从瑾弟亮的政治实践与文化倾向看，则偏重于法术，显得“驳杂”不纯[8]。又，诸葛瑾虽习儒，但他并非经师，且其诸子皆不专儒，融“学为章句，博而不精”，其家族确实没有实现“儒家化”，故恪、融皆放达不羁，显得轻脱，不守礼法，颇多寒门的特征，与儒家礼法世家明显不同。至于诸葛氏仕宦地位，诸葛丰之后确实没有出现载入史册的高级官僚和名士，其家族没有实现“中央化”，当属于有一定势力的地方性家族。一般情况下，在汉代正常的社会标准下，像诸葛氏这样的家族要出现一流的名士，提升其家族门第，要经历较长的一段时间。因此，我们通过对诸葛恪通脱简易之事的分析，可以进一步地说，诸葛氏家族的门风具有世家和寒门阶层的双重特征，这与其家族正处于由单家向世族转变的过程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