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文武兼备、曾经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历史人物，曹操必然成为人们持久热议的对象。有人赞美，有人唾骂，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只要稍微追溯一下渊源，便不难发现：关于曹操，早期的历史文献，大多还能比较客观地进行评价，对他赞美有加者，不乏其人。到了赵宋时期，对于曹操的评价才开始发生严重的倾斜，乱世奸雄的形象遂成定格。

在西晋历史学家陈寿（233-297）的《三国志》里，曹操无疑是正面形象。《魏书·武帝纪》中，有两节文字，可以证明这一点。其一是说曹操青少年时期，桥（乔）玄、何顒能够不为曹操“任侠放荡，不治行业”的表面现象所迷惑，看到他的过人之处。其中桥玄对他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其二是，传末的“评曰”：“……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汁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南朝人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对曹操的态度也是比较客观的。《识鉴》篇记载了桥玄对少年曹操的赏识和寄予厚望，文字比上引《魏书·武帝纪》更加生动：“曹公少时见乔玄，玄谓曰：‘天下方乱，群雄虎争，拨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实是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恨吾老矣，不见君富贵，当以子孙相累。’”其中，“治世之奸贼”，似乎不是好话，而实际上也是一种赞赏，不然，桥玄也不会愿意把子孙托付给曹操。当然，《容止》篇也记载了曹操这样一个故事：会见匈奴使者，曹操觉得自己形象欠佳，不足以震慑外国人，于是让崔琰冒充自己，他本人手握大刀站在坐榻旁边。会见结束后，让人问匈奴使者：“魏王怎么样？”匈奴使者回答说：“魏王果然非常威严，但是，坐榻旁边那个手握大刀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曹操听后，立即派人杀死了匈奴使者。故事中的曹操固然狡猾、残忍，但是，他这样做，我们可以理解为，他是为了国家利益。于他个人品德、名誉并无多大损害。

现存文献中，最早对曹操进行明显诋毁的是《三国志》裴松之注所引东吴人的著作《曹瞒传》。《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了如下一节《曹瞒传》文字：

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绡，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细物，时或冠帢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其轻易如此。然持法峻刻，诸将有计画胜出己者，随以法诛之。及故人旧怨，亦皆无余。其所刑杀，辄对之垂涕嗟痛之，终无所活。初，袁忠为沛相，尝欲以法治太祖，沛国桓邵亦轻之，及在兖州，陈留边让言议颇侵太祖，太祖杀让，族其家，忠、邵俱避难交州。太祖遣使就太守士燮，尽族之。桓邵得出首，拜谢于庭中，太祖谓曰：“跪可解死耶！”遂杀之……又有幸姬常从昼寝，枕之卧，告之曰：“须臾觉我。”姬见太祖卧安，未即寤，及自觉，棒杀之。常讨贼，廪谷不足，私谓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后军中言太祖欺众，太祖谓主者曰：“特当借君死以厌众，不然事不解。”乃斩之，取首题徇曰：“行小斛，盗官谷，斩之军门。”其酷虐变诈，皆此类也。

显然，这一节出自魏之敌国东吴人之手的文字，有污蔑曹操的嫌疑。

但是，南北朝隋唐时期，人们对于曹操，未见有多么反感的言论，倒是有不少对他诗歌才华、成就的赞扬声。例如，王僧虔有“魏氏三祖，风流可怀”（《宋书》卷十九《乐志》引），锺嵘有“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诗品》卷下），元稹有“曹氏父子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从这种情况看，《曹瞒传》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曹操形象的大坏，大约开始于宋代。苏轼《志林》卷一“途巷小儿听说三国语”条，引用王彭的话说：

途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

 可见，通达如大文豪苏轼，都将曹操斥为小人，站在了“拥刘反曹”的立场上。后来，到大儒朱熹，更是破口大骂曹操是窃贼：

因说诗曰：曹操作诗必说周公，如云“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又《苦寒行》云：“悲彼东山诗。”他也是做得个贼起，不惟窃国之柄，和圣人之法也窃了。（《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论文下》）

朱熹的话，无论是对学术界，还是对民间舆情，一定都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既然朱熹都这样说了，曹操的窃贼高帽自然就如同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再也摘不下来了。
(摘自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