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县自明本志令》鉴赏

 这是曹操为退还三县封邑所写的一篇“令”，但它不同于一般官样文章，而是用这种形式，解剖自己，抒写心迹，表明抱负，故虽名之为“令”，却完全摆脱了传统的体制格式，挥洒自如地写了自己的种种做法和想法，这对一向严谨、板滞的诰命、檄令等一类体制，是一种重大的突破。 

 这则《让县自明本志令》对传统体制的突破，首先根源于曹操深厚的文学造诣，他是建安文学领袖，所作诗文，气概豪迈，苍劲悲凉，开一代风气。至于他的散文，一反汉代以来因受辞赋影响而趋于骈偶化的倾向，造语质朴自然，内容充实真挚，表现出鲜明的个性。鲁迅指出他的文章“清峻”“通脱”“简约严明”，“想写的便能写出来”，称赞他“是个改造文章的祖师”。我们从这篇文章中，也可以看到曹操散文的一些特点和那个时代的文风。 

 自古以来，人一到显贵尊荣的地位，大率矜持矫饰，或者讳言自所从来的卑陋穷厄，或者编造一套假话，尽量把自己神化。曹操身为宰相，册封魏王，居“人臣之贵已极”的地位，居然能不顾“令”这种公开发布的形式的通常所谓的“严肃性”，而把自己的隐衷私意，暴露天下。这种勇于解剖自己的态度和不假虚饰的文风，最为难能可贵。曹操统一中原，任宰相，封魏王，直至“挟天子以令诸侯”，最为世人訾垢；但曹操却直截了当地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些话只有曹操才能够坦率地说出来，并且现实情况也的确如此。他明确宣称不让位，不放兵权，这似乎也会招引毁谤，但他并不避嫌，而是把自己对于现实政治的理解，老老实实说出来，那就是为了自卫，并以卫国，避免所谓“己败则国家倾危”和“慕虚名而处实祸”的结局。他把自己放到“举足轻重”的位置上，但并不使人感到“骄横”、“夸大”，这是因为所反映的是客观事实，说的是心里话。文中还说接受恩封是为了能有“外援”，退还三县食邑是为了减少“谤议”，这也都是自己的真实想法，曹操文章的坦诚和直率，曹操的气度和识见，都可以从这些表白中看出来。至于他说自己身死之后，妻妾皆当出嫁，既不要妻妾死殉，也不要妻妾守宫，一反纲常，就更令人耳目一新，联系到曹操一贯的思想，这也不是假话。 

 本文作于建安十五年（210），这时曹操已经统一了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政权逐渐巩固，在这种时候，有人说他将要“篡权”自立，也是很自然的。皇帝这位子本来不是天授给某一个人的，更何况曹操根本不信天命。但是曹操至少这时表明自己并无异心。因此文章真诚地叙述了自己在不同的环境中产生的不同愿望：起初只想作好郡守，以建立名誉；后逢世乱，又想隐居读书射猎，谢绝交游；被征为典军校尉，又想为国家建立功业，博取封侯，死后能在墓碑上题上“征西将军”的衔名；兴兵讨伐董卓，招募兵士时常常自我克制，不欲多招，以防“兵多气盛”，“更为祸始”。及到“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的时候，依然效忠汉室，并无不逊之志。文章历引齐桓、晋文“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这些“以大事小”的例子，以齐桓、晋文和周公自励自况，更能打动读者。文中历叙古人行事，写乐毅不忍图燕，蒙恬自知必死而守义，都非常动人。特别是当他写到愿让三子接受恩封以为“外援”一段，紧接着即写“介推之避晋封”、“申胥之逃楚赏”等史事，对比之下，自己感到十分惭愧，表示“未尝不舍书而叹，有以自省”的内疚之情，很自然地把文章归到“让县”这个本题，使人不感觉到“让县”的虚伪。 

曹操是一个风流倜傥、雄才大略的人。所作诗文，笔力雄健，气势奔放，表现了开阔的胸襟和豪迈的志向，这在本文表现得也十分突出。所谓“奉国威灵，仗钺征伐”；“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克”；“荡平天下，不辱主命”以及“江湖未静，不可让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辞”等等，无不笔力千钧，豪情激荡！当然。这中间多少也带有一些居高临下、踌躇满志的口气，文如其人，这也是与曹操这样一个历史人物的性格相符合的，在此就姑且置而不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