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公元155—220),字孟德,小名“阿瞒”,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陈寿的《三国志》称其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
毛泽东写词赞道: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
鲁迅说:曹操至少是一个英雄。
唐玄宗常自比“阿瞒”。
唐太宗说曹操是:临危制变,料敌设奇,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
千百年来,对曹操褒着多矣,贬者亦不在少数,很多问题其实已经是盖棺论定了的。我既不是皇帝也不是史论家,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读史者谈谈对曹操的一些认识。
我认为曹操这个人本身有很多矛盾的地方,但这些矛盾的综合体却成了一个“命世之才”。
确切说其实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是矛盾的综合体,所以曹操只是普通人中的一个,但由于他本身少有的气质和天赋,再加上少有的际遇,他又成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矛盾综合体。
一。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矛盾的结合体。
曹操首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人们都说:一个人的诗可以反映这个人。曹操戎马一生,“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这是一个文学家、诗人的情怀,而诗人往往是理想主义者,曹操也不例外。
他的《短歌行》写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陌上桑》写道:驾虹霓,乘赤云,登彼九嶷历玉门。
《观沧海》又写道: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却东西门行》则说:狐死归首丘,故乡安可忘!
这些勾画出一个集狂放、多情于一身的轮廓,字里行间透露出作为“建安文学家”的风采。
具体表现在他的事迹则是放荡和对故人的眷恋。比如他在袁绍墓前的痛哭,比如对郭嘉英年早逝的哀痛(注一),又比如对蔡邕之女蔡文姬的照顾。
曹操在《十二月己亥令》(《让志县明令》)中说:“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
这样的一个人你跟本看不出他能指挥千军万马,治理混乱残破的乱世,他更象一个“清谈家”,但事实上曹操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实干家。
曹操二十多岁时就能做出闻名朝野的“五色棒”事件,做济南相时其治下更是政治清明,百姓安居,此时的他满腔热血,一心做汉臣留名竹帛,正如他在《让志县明令》中说的:“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
但是,汉朝已经到了风烛残年,一条破船到处漏水,曹操想安心做汉臣求得清名的理想被残酷的现实击破了。直到董卓弄权,曹操的人生目标已经有了微妙的转变。虽然他在态度上仍然是支持并拥护汉朝,但是在他内心深处已经开始明白,汉朝难救了。荀彧建议曹操拥立汉献帝,就是要“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个提议其实与曹操当时的目标和全国局势相适应的。曹操虽然对汉朝失望,但他还不敢有取而代之的想法,于是“利用”,通过“利用”来实现“辅佐”,就成了“双赢”的一步棋。
曹操年轻时就为《孙子兵法》作序,表现了一定的军事天赋,但是在当时恐怕只是他的“课余爱好”,他那时更喜欢和热衷的是“权变”以及为官之道。曹操幸运之处就在于,他所处的时代使他的“课余爱好”以及天赋恰恰有了展示的空间,成就了一代伟业。
上面这些综合起来就是:年轻时的志向、客观环境的变化、再加那么一点点的运气造就了曹操的“现实主义”。
因为他的理想和抱负就是要“从政”,他必须要把理想和现实结合起来;因为客观环境打破了他的梦想,使他学会了在面对现实,并把理想和现实很不情愿的区分开,这更象一种无奈,所以说“挟天子以令诸侯”也是曹操对理想的改进,这种改进同时也是曹操对现实的妥协;曹操用兵推崇“兵无常势,水无常行”,他懂得战争没有可以事先预知结果的,应该因势利导,随机应变,这种层次的领悟力只能说是“天赋”,而在实际运用中,曹操用兵三十年胜多败少,统一北方,“三分天下有其二”,这就是对“实干家”的最好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