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治乱更替,天下大势也随之分合变迁。通常,一个统一的王朝因积弊太深而瓦解,天下便随之分崩,而演成群雄逐鹿的局面。历史遂在混乱中酝酿新的统一。
逐鹿虽在中原,真正能参入逐鹿的群雄,却多不起于中原,而趋于四角。历史上,那些最终完成统一天下大业的势力,大都是趋于四角。历史上,那些最终完成统一天下大业的势力,大都是起于四角山川险固之地。先据有一到两个角,积累力量,继之以向两翼扩展,然后,向中原发展,进取天下。
秦、西汉、隋(隋因袭的层次可追溯到西魏和北周)和唐都是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的。由关中进取天下,以秦的统一开其先例,且其进取天下的历程亦最典型,西汉、隋、唐的统一,大抵循秦之故辙:其根基在关中,扩展在两翼,决战在中原。
东汉刘秀则开创了由河北进取天下的先例。刘秀在河北脱离更始帝自立,先据河北、河内作为根基,次取河南,据洛阳,立为都,然后,遣将四略,平定四方,统一天下;元和清都起自塞外,入主中原后,也以河北为其根基。
明朝朱元璋开创了由东南统一天下的先例。朱元璋据有金陵,西平陈友谅,控制荆襄上游;东灭张士诚,巩固三吴根本。平定江南之后,兴师北伐元朝,先攻山东,由山东人包卷河南,取河南之后,再才北上攻取大都,驱逐蒙古势力,统一天下。四川处西南之角,建立于四川的政权在历史上未见完成过统一天下的大业,这另有原因,后面会详细讨论。
据有四角山川险固之地者,上之可以平定四方,统一天下;次之可以割据一方,称雄一时。当统一的条件不成熟时,据四角之地可以建立起局部的秩序,成就一方霸业。以魏晋南北朝这段大分裂大动荡的历史时期为例,这段时期内建立的割据政权大多是在关陇、河北和四川,尤以关陇、河北为多。建立于关中的政权,除去那些全国性政权如秦、西汉、新(王莽)、隋和唐外,还有绿林更始政权、赤眉政权、十六国时的前赵、前秦、后秦、夏(赫连勃勃)、北朝时期的西魏和北周、唐末的大齐(黄巢)、明末的大顺(李自成)等政权。此外,在丧乱之中,东汉和西晋政权也一度迁移关中。更不用说那些更小短暂割据的群雄,如唐末的李茂贞、元末的李思济等等。
建立于河北的政权,除去那些全国性政权如元、明、清外,以燕、赵命名的政权就有多个。以燕命名的政权有战国时的燕、秦末的燕(韩广)、西汉初的燕(臧荼)、东汉初的燕(彭宠)、十六国时鲜卑慕容部所建立的前燕和后燕、唐末的燕(刘仁恭)等等。以赵命名的政权有战国时的赵、秦末时的赵(武臣)、楚汉之际的赵(赵王歇)、十六国时的后赵等等。此外,还有十六国时的魏(冉闵)、北朝时期的东魏和北齐、隋末的夏(窦建德)等等。
建立于东南的政权,有春秋时期的吴、越、三国时的孙吴、东晋、南朝的宁、齐、梁、陈、唐初的吴(先后由李子能和杜伏威所建之吴)、宋(辅公祏)、五代十国时的南唐、吴越、南宋、元末的周(张士诚)、明(初期)和太平天国等等。
建立于四川的政权中,虽未完成过统一天下的大业,但是,没有一个分裂动荡的历史时期四川地区会不出现独立的割据政权。在四川建立的政权有战国时的巴和蜀、东汉初的成家政权(公孙述)、三国时的蜀汉政权(刘备)、西晋末的成汉政权(李雄)、东晋时的蜀(焦纵)、五代时的前蜀政权(王建)、后蜀政权(孟知祥)、北宋时的蜀(先后有李顺和王均民建之蜀)、元末的夏(明玉珍)等等。
四边之地虽综合条件不如四角,但纷乱之际也易于凭借其地理形势形成割据势力,建立割据政权,而且,因其与周围地区联系便捷,往往容易造成很大的影响,尤其像山西、山东这样的地方。山西处关中、河北之间,俯瞰中原,且其地接塞北,少数民族容易透入造成影响尤大。山西的割据政权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是少数民族所建。历史上,在山西建立的政权倾覆中原政权者屡见不鲜,如匈奴刘汉之亡西晋、后唐之亡后梁、后晋之亡后唐,等等。山东地处南北之间,中国政治重心东移后,更是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之间联系的衔接地带,割据山东造成的影响也比较大。
随着历史大势的演变,不同地域的地位和战略意义是有变化的。中国政治重心自西向东的移动趋势即说明了这点。政治重心处于关中的时代,关中的地位自不待言;后来,在经历了一段摇摆之后,政治重心移至河北。与这一过程相伴随的是关中地位下降,而河北地位上升。这一变化给其它地域的地位也造成了一定影响,如在政治重心位于关中的时代,湖北是西北与东南之间衔接的纽带,地位比较重要;政治重心移至河北以后,随着关中地位的下降,湖北地位也有所下降,而山东则成了南北之间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联系的枢纽,地位举足轻重。
这是就大的趋势而言。实际上,不管在什么时候,不同地域的地位和战略意义都并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当时政治、军事整体形势的不同而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