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这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作法，不过是分享与宽待，这也是众心所向，愿意卖命的真正原因。只要能投入刘备门下，可充分可享机会出头天，而且不论出身高低、或是派系党别，除了犯错或触罪，刘备待人比起曹操及孙权等人，和谐而温情，而且恩泽及后世，皆能举用。曹操猜忌荀彧及杨修等人，甚至于进逼赐死；孙权派人骂死陆逊，甚至于广兴二宫之变，大杀群臣。而且孙权对功臣的后代，毫不手软，像周瑜之子周胤、甘宁之子甘瑰、潘浚之子潘平、蒋钦之子蒋休、凌统之子凌烈、顾邵二子顾谭及顾承等，均因犯罪而徙放或免职。排除江表诸将的后代皆为偷鸡摸狗的可能，不尽然每人如此虎父犬子，最有可能就是孙权有意的迫害，所以才导致江表诸将后继无人。曹操的士寒之争与孙权土人与门阀之争，造成派系斗争，故使人才凋零，反观刘备融合人才，一视同仁，不问出身及背景，反而造就成传承的蜀汉集团。
　
　　比方陶谦时的徐州争夺中，发生过丹杨兵卒与广陵豪族的矛盾，甚至产生晔变兵争，再加上刘备被吕布及曹操击溃，但是刘备最后却能录用徐州士大夫及兵卒，而消弭其中冲突。相同的情况也发生在刘表时的荆州内部纷争，曾有亲曹派与反曹派的争端，下场却被刘备网罗人才而走，不复其中互斥。还有刘璋时的东州与本土两派，亦被刘备入主后，逐渐减弱影响（最后则是诸葛亮完成用人统一，消除异声杂音）。合作都来不及，那有时间互斗，刘备以重用代替争斗，人才只有就任先后或高低，而无任用与冷冻的差别。因此刘备集团只分刘备派与非刘备派，人人皆欲共抗外侮而减少内斗，而无中原所谓被猜忌而死、或在江东因支不支持太子而死等、或在矛盾斗争中互咬而亡、要不然就是后代因罪而流放等，全无刘备集团多用故将后代之子。
　
　　再不济也是忠良之后，众多人才仍然可观，总不成人人皆没出息，若像孙权治罪群臣之后，纵使是虎父犬子也所剩无几。
　
　　三、高举仁义
　
　　厚以待人、仁义填膺，故投靠刘备大多能有机会一展抱负，除非触犯罪罚或在战场伤亡等。昔日徐州矛盾、荆州内斗及益州互争，皆被刘备广纳百川而成其大。若以被人送来空盒而被迫自杀（荀彧死）、被人派人骂死（陆逊亡）、刘备重用诸葛亮（任丞相）及广升官职（诸位杂号将军），再如关羽之后关兴、张飞之子张苞及张绍、赵云之子赵统及赵广、陈祗之子陈粲及陈裕、还有李严之子李丰等，群臣之子在刘备死后，仍未被翦除而不用。若是周瑜、甘宁、潘浚、蒋钦、凌统及顾雍等人后代也能被用，或许江东也不会因为没有人才，陆机在《辩亡论》也不必感叹江东已无“高才”，末季连“中才”亦亡，最后只剩“劣才”，江东不得不亡。
　
　　刘备收川后慷慨行赏，“置酒大飨士卒，取蜀城中金银分赐将士，还其谷帛。”，对待群臣也倾向不嗜杀。曹操虽以“急、暴、谲”，刘备则应之“宽、仁、忠”，才能免除桓灵以来的宦官与外戚互斗、名士与势族相争、甚至避免董卓乱政、曹操血腥杀戮及孙权术势压榨臣民。汉末宦官之祸虽灭，外戚也死伤殆尽，等于是两败俱伤；党锢之祸的朝野相争，不但见于曹操士寒之争，也兴起孙权二宫之争；至于嗜杀及屠城等，更直接使生灵涂炭，难怪中原避祸民众纷纷离开迁徒。
　
　　虽以干戈起家而争天下，但刘备更善于待人接物的统治，士人俯首、民心归向、军队服命，人民用行动来表现投靠刘备。从三国群臣下场的比较，也可知刘备麾下谋生，比起在曹操及孙权的猜忌及残害中苟活要强。仁义泽民，多多益善，高举亲善友好，总比主张暴政虐杀要好，孙皓以残暴亡国，曹髦却因无援而死，在用人与识人皆失方寸。
　
　　这就是刘备与孙权及曹操最大不同之处，按儒家之道则称之仁义，竭尽用人而为民谋福，不嗜杀人及鲜兴猜忌，故人心所向，安居而乐业。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法正、庞统、孙干及麋竺等人，皆能随着刘备高升而水涨船高，乃因刘备不吝于提拔追随，而且子孙也能克绍其裘。但是曹操猜臣忌下、孙权广刺僚属，不是被逼死就是罗织问罪，对荀彧、陆逊、孔融、崔琰、朱据及暨艳等人的下场，仿佛伴君如伴虎，这种恐布致死的氛围，与刘备集团所存在的安心，成为强烈的对比。除了人臣常因不得志郁郁而终，没有发展或参与的空间，早死晚亡的下场都一样，甚至于子孙还被追帐清算，包括张绣、周瑜、甘宁、顾雍及潘浚等人之子，皆因犯罪而中断用人，除非名臣之后全为天生的劣根性，否则不太会发生这种大规模的犯罪，因为刘备集团的群臣之后，犯罪比率就不大，反到是曹操与孙权臣属之后，常常犯罪，而且罪可抄家灭族，或永不录用等。“孔曰成仁，孟云取义”，刘备以仁待人，故臣民欣然向往，而且多有善终，至少与曹操及孙权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魏蜀吴三国之中，唯一不标榜屠城，不残杀功臣及后裔，独此一家，别无分号。
　
　　刘禅以缺乏人才而亡国，更显出刘备三顾茅芦的远见。家之兴，必因人众；国将亡，则乃人微——独行而无助，则孤漏而寡力。
　
　　结论：
　
　　刘备征旅屡败屡战，或见其污，但从其用人之善，亦详其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