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万绳楠 

第一节  治实不治名   

  《三国志·蜀志》卷五〈诸葛亮传〉注引〈袁子〉，说诸葛亮「治实不治名」。这句话概括了诸葛亮一生活动中最根本的东西。可惜千百年来，很少有人注意到。   
   诸葛亮不仅是一个政治家、军事家，而且是一个哲学家。和汉代「天人合一」、「神人合一」说相反，诸葛亮声称：「造化在乎手，生死在乎人」〔《诸葛亮集·文集》〕卷二〈阴符经序〉〕，十分强调人的作用。诸葛亮非常重视「多见多闻」，以为「多见为智，多闻为神」。为了求得对事物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他要求做到「万物当其目，众音佐其耳」。〔同书卷三〈便宜十六策·视听〉〕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反对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要求全面地观察问题。他曾感到法正的思想有片面性，在〈致法正书〉中，指出法正「知其一，未知其二」。〔〈蜀志·诸葛亮传〉〕他认为「仰高者不可忽其下，瞻前者不可忽其後〔〈便宜十六篆·思虑〕，「视微知几，听细之大」〔〈便宜十六策·视听〉〕，高下、前後、隐显、大小两方面是有关连的，都要留意，决不可只顾一方面，决不可以为是细微的东西，轻易忽略过去。在〈便宜十六策·治乱篇〉中，他说到要使政治由乱到治，应当「先理纲，後理纪；先理令，後理罚；先理近，後理远；先理内，後理外；先理本，後理末；先理强，後理弱；先理大，後理小；先理身，後理人。」之所以分先後，是因为「理纲则纪张，理令则罚行，理近则远安，理内则外端，理本则末通，理强则弱伸，理大则小行，理上则下正，理身则人敬。」但绝不能只顾先，不顾後。   
   熟悉历史的，都知道诸葛亮以丞相身分，自校簿书。评论者往往说这是诸葛亮的「事务主义」的表现。下这种评论，表明未深究诸葛亮的思想。殊不知诸葛亮极端重视兼顾事物的两个方面，大事像「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他抓得很紧；小事，像自校簿书，他也不忽略。他知道大小之间是相通的，治实不能忽视小事。关於自校簿书，丞相府主簿杨顒曾用「坐而论道谓之三公」、「邴吉不问横道死人而忧牛喘」、「陈平不肯知钱谷之数」等话   
劝过他〔《蜀志·杨戏传》注引〈襄阳记〉〕。但在他看来，这些是治名不治实。丞相府的簿书能反映国家各个方面的情况，诸葛亮要治理好蜀国，怎能不翻？   
   在治实上，诸葛亮还有一个可贵的地方，他懂得一个人的所见所闻毕竟有限，提出了「集众思，广忠益」〔集思广益〕的思想。集思广益是诸葛亮的一句带有民主性的名言。他说他在隆中，初交崔州平，「屡闻得失」，後交徐元直，「勤见启诲」。并且用了「处兹不惑」的话，称赞徐庶〔元直〕做到了集思广益〔《蜀志·董何传》〕在益州，他把「集众思，广忠益」当作丞相参署的办事方针。他要求做到「听察采纳众下之言，谋及庶士。」〔〈便宜十六策·视听〉〕他称赞董和参署七年，对他「每言必尽」，「事有不至，至於十反，来相启告。」称赞胡济对他「数有谏止」。他说他和崔州平、徐庶、董和、胡济四人「始终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因为这四个人能使他「少过」〔《蜀志·董和传》〕，也就是能使他的思想比较符合客观实际，少犯过错。人们还曾称道他「闻恶必改而不矜过」。〔《蜀志·诸葛亮传》附〈董厥传〉注引《汉晋春秋》〕他是古代一个少有的懂得「集众思」的好处，具有民主精神的人。集思广益的目的，正是为了求实，治实。从他所说的在隆中、在益州都力求做到集思广益，可知他的求实、治实精神是一贯的。   
   这就可以解开早在隆中的时候，诸葛亮对形势的分析，为什麼那样准确之谜了。他在隆中所以能熟知北方曹操、江东孙权、荆州刘表、益州刘璋、汉中张鲁的情况，所以能预见到「鼎足之势」可以争取实现，所以能提出跨有荆、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等一系列制胜方针与政策，是因为他始终一贯地「治实不治名」，研究问题，分析问题，集思广益。

第二节    诸葛亮治蜀   

内修政理   
   内修政理是诸葛亮治蜀的一个中心问题，其基本方针即「治实不治名」。   
   益州本是「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左思〈蜀都赋〉写到那时的蜀中是：「沟洫脉散，疆里绮错，黍稷油油，梗稻莫莫」；「闤闠之里，俊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何况又有盐井、铁山。在这个基础上，商业也发展了，成都西市，被称为「万商之渊」，「罗肆巨千」。可农民、手工工人所创造的财富，都落入了三蜀之豪」的腰包。三蜀之豪，有自己的田庄、徒附、部曲、奴婢。诸葛亮说李严罢免，犹有「故奴婢、宾客百数十人。」李严之子李丰以中郎参军居府，「方之气类，犹为上家。」〔《蜀志·李严传》注引诸葛亮〈与李丰教〉〕这些上家恣情压迫农民，引发了农民起义。灵帝中平五年，益州马相起兵於绵竹，自号黄巾」，杀刺史郤俭，进攻巴郡、犍为，有众数万人，马相自称天子。〔《後汉书·灵帝纪》〕汉末政失於宽，刘焉、刘璋父子和袁绍一样，在益州「以宽济宽」，「德政不举，威刑不肃」，宽容三蜀豪强。这种政策，使「蜀土人士专权自恣」，更有所发展。〔《蜀志·诸葛亮传》注引〈蜀记〉〕蜀中人民「思为乱者，十户而八。」〔〈法正传〉与刘璋书〕诸葛亮看到了蜀中「致弊，实由於此」〔〈诸葛亮传〉注引《蜀记》〕蜀中情况可用一个「乱」字来概括。诸葛亮在内修政理上，针对蜀中情况，制定了一整套由乱到治的方针。这就是〈便宜十六策·治乱策〉提到的方针，而最重要的是「先理强，後理弱」一条。理强，即打击蜀土人士的专权自恣，消除「思为乱者·十户而八」的危险局面；理弱，即扶植自由农，发展生产。之所以要「先理强，後理弱」，是因为强民专权自恣的问题不解决，弱民的安宁、生产问题也就无法解决。这条方针是「治实」在内修政理上的集中表现。   
    先谈理强。理强又有两个方面，一是对专权自恣的强民，采用「威之以法」，「限之以爵」的政策〔〈诸葛亮传〉注引《蜀记》〕；二是制定用人标准，起用有「才策功干」，「忧公如家」之士。   
  《蜀志·伊籍传》说伊籍「与诸葛亮、法正、刘巴、李严共造蜀科。」现在《蜀科》看不到了，但可想见有它本身的特点。从实际情况来看，〈张裔传〉记载张裔常称道诸葛亮「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陈寿在〈诸葛亮传〉中写的评语中又说：「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劝戒明也。」这表明诸葛亮把「威之以法」和「服罪输情」结合到了一起。用法无私，服罪可释，所以法虽峻而无怨，贤愚「佥忘其身」。例子是有的，如李严被废为民，徙梓潼郡，诸葛亮在与其子李丰教中明言：若能「思负一意」，则「否可复通，逝可复还。」〔〈李严传〉注引〕把「服罪输情虽重必释」，用到刑法上去，这在法制史上罕见。本人服罪输情既可免罪，子女，家族连坐之制，势必革除。在《蜀志》中，看不到诸葛亮当政时期还有什麼连坐。李严犯罪，李丰仍旧官至朱提太守。魏晋时期，人们纷纷称道诸葛亮能用刑，为秦汉以来所未有〔参见〈李严传〉注引习凿齿语〕，原因也在这裏。在用人上，最可注意的，是他提出过七条用人标准或者说七个考核办法。「一曰间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曰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曰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诸葛亮集·文集〉卷四〈将宛·如人性〉〕他看到人的「美恶既殊，情貌不一」，但能坚持这七条，就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就不致错用坏人，庸才。此外，要看到诸葛亮用人，是既「限之以爵」，又「尽时人之器用」〔《蜀志·杨洪传》〕。限之以爵，用张裔的话说，是「爵不可以无功取」。这就限制了权势之门做官的权利，革除了东汉凭出身世族可袭封爵的制度。爵不可以无功取，是符合上述七条标准的。真正的贤才，不受限之以爵的约束。例如杨洪、何祗，《蜀志·杨洪传》说杨洪〈犍为武阳人〉本是李严的功曹，因为「忠清款亮，忧公如家」，李严还没有到犍为去做太守，杨洪便已被起用为蜀郡太守了；何祗本是杨洪的门下书佐，因为「有才策功干」，几年便做了广汉太守，而杨洪还是蜀郡太守。 "又〈杨洪传〉注提到广汉王离，「亦以才干显，为督军从事，推法平当，稍迁代〔何〕祗为犍为太守，治有美绩」。〈杨戏传〉马盛衡、马承伯赞注提到阗中姚佃被诸葛亮辟为掾属，「并进文武之士」，称赞他说：「今姚掾并存刚柔，以广文武之用，可谓博雅矣。」这也符合七条标准。或谓诸葛亮排斥益州人物，上引却都是益州人物。〈杨洪传〉明言「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说诸葛亮排斥西土人物的，对此话似未深思。诸葛亮用人只是凭七条标准，别无其他标准。

 诸葛亮用这种理强的办法，在政治确实收到了由乱到治的效果，蜀中号称「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诸葛亮传〉臣寿等言〕  
    再谈理弱。在诸葛亮看来，不先理强，就不能使「强不侵弱」，「理强则弱伸」，只有先理强，才能收到理弱的效果。诸葛亮是怎样理弱的呢？他抓住了「为政以安民为本」。《蜀志·蒋琬传》说诸葛亮称赞蒋琬，「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这正是诸葛亮自己的政策。他「务农殖谷，闭关息民」〔《蜀志·後主传》建兴二年〕；「以境劝农，育养民物，并治甲兵」〔《蜀志·杜微传》诸葛亮与社微书〕。这裏所谓「民」，指的是那些负担赋役的「弱民」，即有户籍的自由农户。诸葛亮还说过：「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如此，富国安家，不亦宜乎？」〔〈便宜十六策·治人〉〕这是诸葛亮「理弱」的方针。   
   诸葛亮使张裔「为司金中郎将，典作农战之具」〔〈张裔传〉〕，发征丁一千二百人主护都江堰，是与理弱相配合的措施。诸葛亮的「先理强，後理弱」的方针政策，改善了蜀国的政治。蜀中经济的发展因此较快。〈诸葛亮传〉注引〈袁子〉，说诸葛亮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畜积饶。」；蜀末号称「男女布野，农谷栖亩」〔〈蒋琬传〉。〈後主传〉也有「百姓布野，馀粮栖亩」之言〕。这改变了「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诸葛亮集·文集〉卷二〈教〉〕的面貌。诸葛亮自己说得好：「老子长於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於理法，不可以从教化；....此任长之术也。」〔同书卷二〈论诸子〉〕所谓「任长」，表明他吸收了各家所长，形成了他自己的一套治国之道。而他这套治国之道，集中地表现在他的治实精神与用人标准上。唯其如此，所以陈寿等人说诸葛亮死後，「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诸葛亮传〉〕。   
南抚夷越   
   东汉以来，民族关系一直很紧张，与南中夷族〔在《後汉书·西南夷传》中，「夷汉」常连称，表明夷人已有和汉人杂居者。哀牢〔之昌〕「土地沃美，宜五谷蚕桑，知染彩文绣」，出产濮竹、铜、铁等物，生产很发达。汉末夷人中已有大姓，且有居官「富及累世」的夜郎〔牂柯〉尹珍官至荆州刺史。〕的关系也不例外。马谡对诸葛亮说过：「南中恃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耳。」〔〈蜀志·马谡传〉注引〈襄阳记〉〕刘备死於白帝城，夷人益州〈滇〉大姓雍闓便乘机起兵，牂柯〔夜郎〕太守朱褒以郡叛应雍闓，越隽〈邛都〉夷人高定亦反，民族问题不容诸葛亮不去解决。   
   目前，对诸葛亮民族政策的看法，仍旧存在分歧。人们忽略了诸葛亮治蜀的基本方针，是「治实不治名」，分歧之来，实由於此《诸葛亮集·文集》卷四有〈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篇，表明诸葛亮注意到民族问题的研究。他的民族政策，同样建立在治实的基础之上。在南征之前，他发布了〈南征教〉：「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诸葛亮集·文集》卷二〕此教一反东汉对少数民族的力服〔屠杀〕政策为心服政策，集中地体现了诸葛亮在民族问题上的治实精神。力服不能解决而只能激化民族矛盾，这已为东汉的民族史所证明。   
  《蜀志·马谡传》说到这条方针是建兴三年出兵前夕，马谡提出来的。而《玉海》谓建兴元年，诸葛亮因将南征，制〈南征教〉，张澍以为〈玉海〉「当有据」〔同上〈南征教〉案语〉。事实上对南越主「抚」，是隆中对策的既定方针。这条方针既在进兵南中时又在南中既定後贯彻执行。诸葛亮顺利地进至滇池，不在兵战，而在「七虏七赦」〔《华阳国志·南中志》〕为「夷汉所服」的孟获。此事古人已有疑之者〔见卢弼《三国志集解》〕，今人亦或疑之。若联系诸葛亮的治实精神和攻心之策，我想便可释然了。南中既定，诸葛亮采取了「皆即其渠帅而用之」的政策。当时有人以为宜留「外人」，诸葛亮指出：「若留外人，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伤破，父兄死丧·留外人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废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这「三不易」最重要的是第三条，再次体现了诸葛亮的攻心为上的思想。由於用其渠帅，不留外人，从而在南中取得了「夷汉粗安」的效果。〔引见〈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攻心」政策是延续的。我们知道诸葛亮曾为昆明画「国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昆明祖之〉、龙生夷及牛马羊，後画部主吏乘马幡盖巡行安恤，又画牵牛负酒赉金宝诣之象以赐夷」，同时「又与瑞锦铁券」。〔《华阳国志·南中志》总论及永昌郡条〕从所画的内容和给与瑞锦、铁券来看，虽有要求夷人服从蜀汉君长、城府统治的目的，但更重要的目的是要求夷人与汉族友好，汉不侵夷，夷不犯汉。「夷人甚重之」，每刺史、校尉到临，「赉以呈诣，动亦如之。」表明此後夷汉两族友好关系，有了新发展。凡此皆可表明诸葛亮在民族问题上的治实精神。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诸葛亮南抚夷越，是继汉武帝通西南夷以後，夷汉两族关系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第三节    与吴、魏关系的治实精神   

吴蜀联盟   
   吴蜀联盟是诸葛亮根据「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与为援，而不可图也」〔《蜀志·诸葛亮传》〕的隆中对策制定下来的策略。吴蜀联盟经历过建立、破坏、保持三个阶段，而在每个阶段中，都体现了诸葛亮的治实精神。建立阶段。联盟是双方面的事，一方面不情愿，就结不成联盟。诸葛亮在隆中提出「外结好孙权」的策略，有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他是不是知道孙权愿意结盟？如果不知道，何以贸然提出这个策略？按《吴志·鲁肃传》说到鲁肃曾劝孙权与刘备「结盟好」，曹操进兵荆州，鲁肃会刘备於当阳长阪，「固劝备与权并力」，又对诸葛亮说：「我子瑜〈诸葛瑾〉友也」，即共定交。裴松之云：「刘备与权并力共拒中国，皆肃之本谋，又语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则亮已亟闻肃言矣。」很清楚，诸葛亮早就知道为孙权所信任的鲁肃主张孙、刘结盟。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有「同产」兄诸葛瑾在江东，「与鲁肃等并见宾待」。〔《吴志·诸葛瑾传》〕及注引〈江表传〉〕对於孙权，他也看准了既不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又不愿「案兵束甲，北面而事」曹操。「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蜀志·诸葛亮传》〕从这一情况出发，他料定孙、刘联盟必成。另一个问题是，对孙、刘来说，联盟必须获得成果，而後始可真正结成。诸葛亮看到「曹操之众，远来疲弊」，追赶刘备，轻骑又「一日一夜行三百馀里」，已成「强弩之末」；「北方之人，不习水战」；「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看到孙权「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刘备尚有「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如果孙、刘能「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诸葛亮传〉〕这是从敌我双方情况出发所作的正确估量。当时孙权方面周瑜也看到曹操「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众，众数虽多〈曹军十五六万，所得刘表之众七八万〉，甚未足畏。」〔《吴志·周瑜传》注引〈江表传〉〕鲁肃也看到孙、刘「共治曹操」，「如其克偕，天下可定。」〔〈鲁肃传〉〕周瑜、鲁肃的看法，可以反证诸葛亮估计的正确性。事实表明接著而来的赤壁与乌林之战〔《吴志·周瑜传》孙、刘联军与曹操「遇於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说明赤壁之战为遭遇战。〈程普传〉：「与周瑜为左右督，破曹公於乌林。」《宋书·乐志四》有吴人的《伐乌木曲》。说明真正的战争是在乌林打的。《水经注》卷十四「江水左径乌林南」注：「黄盖败魏武於乌林，即是处也。」又「左径百人山南」注：「右径赤壁山北，昔周瑜与黄盖诈魏武大军所起也。」此赤壁山在武当郡〔吴置〕武昌县。〉，是曹操的矢败，孙、刘联盟的胜利。经过此战的考验，孙、刘联盟奠定下来。   

破坏阶段。乌林战後，刘备占领荆、益二州，三国鼎立之势形成。其後，孙权乘关羽北打襄·樊，袭占荆州，孙、刘联盟遭到破坏。刘备伐吴，败於夷陵。对夷陵之战，诸葛亮讲过这样的话：「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蜀志·法正传》〕表明他是不赞成刘备出兵的。这个问题关系到对诸葛亮治实精神的认识，究竟应如何看待呢？   
我们还是诸葛亮自己来回笞。孙权称号，蜀国「议者咸以为交之无益而名体弗顺，宜显明正义，绝其盟好。」诸葛亮说了一段话：「今若加显绝，仇我必深，使当移兵东戍，与之角力，须并其土，乃议中原。彼贤才尚多，将相缉穆，未可一朝定也。顿兵相持，坐而须老，使北贼得计，非算之上者。」〈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这是说：与吴不开战则已，一开战便不可终止。你想停，他不想停，必须打到最後，并其土地，才可停下来。而吴国贤才尚多·将相尚和，要并土地，谈何容易。开战势必变成顿兵相持，坐而到老。而这正是曹魏求之不得的。根据这段话来看诸葛亮所以不赞成刘备伐吴，就可以明白：原因在於他看到了即使刘备胜利，重占荆州，吴国必不肯干休，一定要继续打下去，而灭吴是不可能的，结果必定是顿兵相持，好了曹魏。权衡利害，还是以不同孙吴开战，保持孙、刘联盟为上策。换言之，他不支持刘备伐吴，正是因为他能治实，「弘思远益」，知道刘备伐吴，害多利少，全非拘泥於吴蜀联盟，不知变通。或说，刘备重占荆州後，可以再修盟好，撤兵回蜀。这只是「一厢情愿」的设想而已。殊不知「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吴志·鲁肃传》〕，是孙吴的既定方针，孙、刘打起来，必如诸葛亮所说，难解难休，最终必为曹魏所乘。保持阶段。明白了破坏阶段诸葛亮的看法，也就可以明白秭归蹉跌後，诸葛亮的对吴政策了。刘备一死，诸葛亮鉴於後主幼弱，恐孙权「有异计」，立即派邓芝「修好於权。权果狐疑，不时见芝。」邓芝晓以利害：魏若奉辞伐吴，蜀再顺流而进，江南之地，将非吴有。孙权醒悟，「遂自绝魏，与蜀连和，遣张温报聘於蜀。蜀复令芝重往」，吴蜀联盟於是重建。〔《蜀志·邓芝传》〕其後又曾续派费禕、陈震前往。

 孙权尝与陈震「升坛歃盟」〔《蜀志·陈震传》〕，说明经过诸葛亮的努力，在秭归蹉跌以後的岁月裹，联盟确立不移。   
   吴蜀联盟的确立，对蜀来说，至少有两大好处。一为诸葛亮「内修政理」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二为诸葛亮北伐，解除了「东顾之忧」，使曹魏「河南之众，不得尽西」〔〈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吴志·诸葛恪传》记诸葛恪曾言：「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未尝不喟然叹息也。」他的话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诸葛亮北伐，对孙吴何以毫无顾虑。   

北伐曹魏   
   对於诸葛亮北伐，自陈寿以来，议论纷纭。归纳起来，问题有二： 一是诸葛亮北伐的原因间题，即该不该北伐的问题。认为北伐不可能成功的人，对诸葛亮的兴师北伐也是否定的，以为徒自劳民伤财而已。二是应变将略，是不是非诸葛亮所长？对这两个问题的评论，出发点都是诸葛亮北伐无功。按诸葛亮曾上表後主，谈到他北伐的原因。他说：「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还於旧都。这是他的「职分」〔〈前出师表〉〕，也就是早在隆中，便已和刘备定好的方针。又说刘备虑「王业不偏安」，故托他「以讨贼」。他特别指出我弱「敌强」这个冷酷的现实，唯其如此，所以决不能「以长计取胜」，不能「以一州之地与贼持久。持久只能是坐待灭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张俨默记〈後出饰表〉，或云为伪作，但多少能反映诸葛亮的想法〉。这又是从「治实」出发得出的正确结论。了解了诸葛亮北伐的原因·也就可以了解诸葛亮北伐的方针了。正因为他看清了敌强我弱的新形势，北伐是基於「唯坐待亡，孰与伐之」，所以他对北伐采取了持重的方针，反对冒险。〈魏延传〉说魏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潼关，如韩   
信故事。亮制而不许。」注引《魏略》还说魏延请精兵五千，出褒中，一举而定咸阳以西，诸葛亮以为「此悬危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评论者每以诸葛亮不从魏延之计为恨，以为应变将略非诸葛亮所长。殊不知诸葛亮鉴於蜀魏力量对比，务求持重，制而不许是对的。魏延之计，脱离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从之必败。   
   诸葛亮在隆中，原定从荆、益两路出师北伐，现在是一路，是不是无成功之望呢？几乎所有的评论都说不能成功。考虑到伐吴将变成顿兵相持，有利曹魏，荆州，诸葛亮是不想再去占了。两路出师固然好，然而一路出师并非一定不能成功。诸葛亮自己说过：「益州险塞，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单从益州出兵，争得天下，刘邦已有例在前。问题在於如何制胜敌人。从诸葛亮的北伐中，我们可以看到诸葛亮从实战的需要出发，努力钻研军事科学，作出了许多重大的发明创造，可知他在力谋战胜对方。这个问题常被治史者所忽视。以八阵图的发明为例，诸葛亮自己曾说：「八阵既成，自今行师，庶不复败！」〔〈水经注〉卷十三「江水又东径诸葛图垒南」条〉此语表现了诸葛亮的自信心，他并不认为北伐不能成功。再看唐人杜牧之在《孙子注》中说的话：「今夔州诸葛亮武侯以石纵横八行为阵，奇正之出，皆生於此。」「司马懿以四十万步骑不敢决战，盖知其能也。」将杜牧之的话与诸葛亮本人的话相印证，就可知「八阵既成」，诸葛亮已立於不败之地。   
   诸葛亮在攻防武器和运输工具上的发明，也非同小可。除了众所熟知的「一弩十矢俱发」的「连弩」〔「元戎」〕外，还有「十折矛」、「刚铠」等〔见《太平御览》卷三五三〕。《宋书·殷孝祖传》记载诸葛亮穿戴的「箭袖铠帽」，「二十五石弩射不能入」这项发明，在历史上绝无仅有。木牛、流马则是为解决高山运粮问题在前线的发明。木牛「载一岁粮〔十石〕，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劳」，「载多而引，少则否。」流马是木牛的改进，用一人推，「载八石」。〈据《诸葛亮集》附录〈故事·制作篇〉〕到流马发明，基本解决了粮运不继问题。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麼兵力只有「十万」的诸葛亮〔见《晋书·宣帝纪》〕，总是采取攻势，而拥重兵「三十馀万」的司马懿〔〈诸葛亮传〉注引郭冲五事〕，总是采取守势了。尤有进者，连坐在洛阳的魏明帝也担心前方吃败仗，在出兵前，就严令司马懿只准守，不许攻。两军对阵，司马懿假惺惺派人到洛阳，要求明帝允许他出战，明帝竟大为震惊，特派老臣辛毗，「持节以制」司马懿。每当司马懿喧嚷要出战诸葛亮时，辛毗就持节站在营门口，不许他乱动。有一次，因为贾诩、魏平等诸将讥笑司马懿「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咸请出战，司马懿不得已试了一下，「使张郃攻无当监何平於南围，自案中道向亮。」战争的结果是，诸葛亮「获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司马懿苦笑「还保营」中。〔见〈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照这样打下去，只要一百次，司马懿三十馀万众便消灭乾净。可惜建兴十二年，诸葛亮病逝於军中。   

   治实思想，渗透在诸葛亮的政治、民族、外交、军事政策中。研究诸葛亮，只有从他的治实精神出发，才能得出正确的估价。

诸葛先生应该爬起来谢谢你 他早就在当代中国网人拨乱反正的口水中死了
 就我看来 诸葛以管仲自居 事实上他也就是管仲类的人物 政治超一流 军事一流 所谓军事超一流的 春秋有孙武 战国有吴起 汉初有韩信 光武有。。。光武帝手下强人太多。。后面的我就不细数了 稍举几个 李靖 岳飞 戚继光 
成吉思汗不知道怎么算 毕竟他手下兵也太强 对手也太弱 难怪《昆仑》里某人要郁闷啊 
 话说三国 军事方面可能说得上一个超的 愚意孙伯符是也 可能他死太早 我对他的人生太有所期待吧